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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indowsxp系统还原 殷海光与夏君璐情书中的时代剧

发布时间:2018-02-01  点击量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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殷海光先生与夫人夏君璐、女儿殷文丽合影。

“现在整个国家陷入悲惨之中,我们正陷入一个大不幸时代,当然是快乐不起来的……不过,无论如何,您应该快乐一点,因为,您自己在美丽的黄金时代;有好爸爸,好妈妈,好姐姐,好哥哥,在千千万万女孩中,是幸福的。人们在美丽的朝霞中,常常不觉得,等到发觉时,一切都快过去了。学校毕竟与外界是隔离的。愿您好好地坐在这一只游艇上,遨游湖面!生命总是美好的。愿您在年青的日子和朝阳里多逗留一会儿。清晨不妨长一点,黑夜必须快快溜过去!”

这是1948年2月22日,殷海光在南京写给女友夏君璐的一封信中说的,是年不到30岁的他是《中央日报》的主笔,夏君璐年方二十,还在武昌的一所教会中学上高中,他们相识已有三四年了。这一刻,内战虽尚未迫近江南,但作为天天关切着时局的从业者,他不可能置身时代的风浪之外。读书、写作之余,他常常独自静坐在屋子里沉思:国家、危机、朋友、理智、情感、憧憬、忆念、文峰塔、黄桷垭小镇……黄桷垭小镇正是他们最初相逢的地方。他在给夏君璐的信中说:“我追求真、善、美;我爱自然,为了这些,我什么都可以舍弃。”他却撞见了这样的跌宕不定、大起大落的时代,逃无可逃。

从南京到台北,他不断地给夏君璐写信,这些完整保存下来的情书,让我们看见一切人间的美,男女真情的美,即使世界那样的动荡不安,未来那样的不可预测,人依然可以如此纯净地活着。他们的情书中,透露出来那个时代真实的信息,在残酷的战争、政权的更迭之际,这些情书尤显珍贵。真正的爱情可以超越战争、政治和时间,历久弥新,也历久弥坚。

力图挽狂澜于既倒

1948年,国共内战正酣。即便到了此时,青年殷海光还在想着办刊物。4月14日,他在信中对女友说,有人出资办一个月刊,名叫《青年杂志》,让他出任主编。他说,“我要藉着这个机会提倡思想自由。您说我太为着国民党这一方面,这话是不对的,恰好相反,许多人说我太剧烈。不过弄政治,有时需走曲线。”

《青年杂志》使人想起陈独秀当年创办的同名杂志(后改名为《新青年》),作为1919年生人,殷海光总为自己未曾赶上五四时代而有一点小小的遗憾。这个杂志似乎没有办起来,但他提倡思想自由的心思却未曾消歇,直到后来投身《自由》半月刊,他才有了十年激扬文字的机会。在这封信中,他讲起南京东郊的风光,在这春天美丽极了。上个星期他跟朋友去玩了一次,“万紫千红,看在眼里,愉快已极。”他盼望着来年和夏君璐一起欣赏,没想到这一盼望将永远落空了。

5月22日,他已许久没有收到夏君璐的来信,他在这一天的短信中说:“国事一天败坏一天,心境时常欠佳。”不久,他接到她从武昌写来的信,信中也说:“这里时局很坏,武汉的洋钱七十多万一块。只一两天的工夫就涨了十几万。有许多已准备小包包等逃。再又闹要涨水了,雨老是不停的(地)下,有一两星期我们就没有升过旗。”

他在金陵大学初登讲台即大受学生欢迎,令他意外地很快从讲师升为副教授。他想辞去《中央日报》的职务,一心在金陵大学任教,但几次向报社辞职都没有允准。11月3日,他在信中说:

“这些日子,我底心境颇为不佳。您可以知道,这是由于焦虑国事。常常,静坐的时候,我拿起您戴眼镜的照片——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——端详端详,因而使我底意绪走到另一个方向去了。是希望,是喜悦,是惆怅,我难分难解……

南京的一些人慌张。尤其是达官贵人。真是‘恶贯满淫(盈)’。有什么可怕的呢?我底主意早打定了,可以应付任何情形。”

当天,他执笔的社评《赶快收拾人心》,刊登在第二天的《中央日报》上,文章指出:“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,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,安慰在哪里呢?希望又在哪里呢?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,人民莫可奈何。靠着私人政治关系发横财的豪门之辈,不是逍遥海外,即是特权豪强如故。”这些话刺痛了蒋介石。

11月9日,他写信告诉夏君璐:

“近来有一件事值得报告您的。我写了一篇社论,主张赶快收拾人心,文章处处指摘蒋某,龙颜大怒。然而,却是天下大悦。这篇文章,京沪各大报转载,台湾也转载,连我们底敌人《大公报》也转载起来。蒋氏看见众怒难犯,把我也没办法。这几天,我到一处,就有人向我竖大拇指,我感到愉快而光荣。我愿意将这愉快和光荣分给您。现在将《大公报》转载的剪下来寄给您。您再不致误会我‘替国民党说话’!”

他不知道此事是陈布雷替他说了话,才缓和了,而不是什么“众怒难犯”。当天,田中丽香,他的上司、主持《中央日报》笔政的陶希圣在日记中说:“海光在《中央日报》发表《赶快收拾人心》社论,总裁责问,布公答以青年同志同有此种情绪,请不必追问。”

仅仅相隔几天,11月12日,陈布雷选择了自杀,这是表示对国民党统治的绝望。陈布雷与殷海光地位悬殊、年龄不同,对于时局的认识却有相通之处。

夏君璐劝殷海光逃乱

时局急转直下,12月6日,殷海光已许久没有收到夏君璐的来信,心中十分惦念:

“在平时,我还不太怎么样;在危难来临的时分,我特别挂念着和我最有关系的人……

京沪一带,人心浮动已极。我当然是极少数的例外。一般富人,公教家属,都四处疏散,政府也计划着遣送他们离京。金大方面的情形,想有人通信告诉过您的:大学部走掉了十分之八的学生。我班上一共也不过剩下十人左右。教员也有走的,不过我坚持有一个学生还是要教下去,直到最后。……根据我底观察,如果南京失了,整个国家就亡了。逃到别处至多多活几个月。所以,我们应该竭尽一切力量保卫长江以南。”

他甚至想到了参加游击队伍,以他拿笔的手去拿枪,当然,他是清醒的,他的身体怎能打游击?那只是在别人鼓动之下说出的一句笑话。他分析国民党军队战败也非一两个月的事,百变大咖秀第2季,至少在半年之后才能见分晓。读过他的《赶快收拾人心》,就能知道他心情的复杂,他恨国民党的不争气,却不愿国民党垮台。

12月14日,夏君璐给他回信,还给他开了几句玩笑。接着说:“现在整个国家的问题都无法解决,薄瓜瓜,情形只有对我们不利的发展下去,不是一两个人振臂而呼能扭转这局势。这局势决不能长久的拖下去,各方面都不许可的,假如为我们设想,只有目前不要失去了联络,总有办法。以后我们可以慢慢的决定。你死,我死,有什么关系,只要我们永久的相爱。”

小女孩看重的是爱情,无论怎样的疾风暴雨,都无法摇动她心目中纯真的爱情,生死都不足惧。她晚年回忆,是自己“倒追”的殷海光,当时她才17岁,而此时她也不过刚满二十。但殷海光毕竟是一位年近而立的政论家,他对时代的思考要深得多,在1949年来临前夜,他在信中写道:“现在我们所遭逢的是太平天国之乱以后一百年来一大变局,真是非同小可。这一变乱,恐怕不是短时间所能终了的。在这一大变局之中,个人底生死存亡和悲欢离合,显得多么渺小啊!”

他没有逃难的打算,《中央日报》已经开始往台湾搬东西,也有人规劝他快点把东西疏散,但他拒绝了。他认为如果南京安稳,则人不必逃,如果南京有问题,那么不是发生大的政变,便是天下分崩离析,现局决不会拖太久。而只要在境内,所受的影响也都差不了太多,而逃难既花钱又太苦。

他想留在金陵大学教书,他在给夏君璐的信中写道:

“我这二三年来的言论行动,都是为了国家,都是发诸自己底理想,不为任何一人,我所以了无所惧。我是有相当地位的人,从最坏的情形着想,万一这个时代要牺牲我,我不能继续教书,我准备着接受。在这样的情形下,您应该而且必须训练着逐渐逐渐淡忘我。您年青(轻),少经沧桑,是个多血质而富于情感的人。但是,您不要忽略,这是一个残酷的时代!”

这封信撰写的日期已不可考,根据邮戳日期,是于1949年1月12日从南京寄出的,6天后的1月18日抵达武昌。次日,夏君璐便写了回信,她对殷海光执意留在南京表示不解,并进行规劝:“我真奇怪,你为什么一定要呆在南京。逃难对于您仿佛是一种屈辱。真的,在抗战时,我们还不是一样逃到后方吗?当然情况不同,但是总是逃。”

但她仍然对时局抱着幻想,“只要国民党马上觉悟,改变一切过失的作风,就有好转。我不相信那可怕的日子会降临在的每一个角落,一颗信心会支持我们继续生存抵抗下去。真的,假如《中央日报》搬到台湾,这是你工作的所在,您就应当去。您应继续做这伟大的工作,全国人都在看您的怒吼。”

夏君璐的规劝对殷海光起到了作用,让他产生了动摇,他改变主意决定前往台湾,所以后来他说:“这次来台,大半出于你吵闹。”然而,这一次离开大陆,此后再无机会重返。

终成眷属不离不弃

1949年1月29日,除夕之夜,当殷海光在上海写信时,留的已是《中央日报》在台北的新地址。三天以后,他要去台湾,并要夏君璐筹划安排去台湾上大学。这封信当夜没有写完,第二天继续写,他憧憬着台湾的新生活:“如果力量办得到,我想在台湾海边做栋小房屋,在那儿沉思,读书,写文,种园。至少还希望和您在一起在海边散步,眺望那遥远的海之境色。”

2月3日,他到达台湾,次日黎明在鸟声中醒来,他写信报告朝阳、云雾、山林、泉水,还有海滩、白浪、海鸥。然而,他眼中的景物再美,也遮掩不住那个时代正在伸展的痛苦,他希望热恋中的女友早日来台。2月20日,他在信中说自己不愿做职业政论家,“我一辈子当一个教授,业余做个有名的政论家,在学术上有所贡献,努力作一贤人,就满足了。”但是,他最终还是因那些“业余”的政论罹祸,教授也做不成。

3月5日,他写信道,和谈绝对不能解决的问题,在今后若干年之内仍在多事之秋,他不愿夏君璐留在大陆,使他牵挂,怀念战友原唱是谁,内心不安,要她早一点到台湾大学求学。信中再一次讲到:“这是个什么时代?这是个残酷无情的时代啊!这是历史上变动急剧的时代!在这一个时代,常常父不能顾子,夫不能顾妻,兄不能顾弟。我生长并发展于这一时代,我深知这一时代底特征。”他说自己出生在一个原本殷实的大家庭,到他这一代开始衰败,十几岁就出来奔走,抗战爆发后跑到云南求学,六亲无靠,眷恋夕阳同盟,孤身奋斗,直到现在,如果任性,早已被这个时代所摧毁了。小小的生命,会像一个泡沫消逝在惊涛骇浪的大海里。

局势在急剧变化,4月15日,夏君璐在湖南湘潭写信说:

“这个鬼地方已完全不用金圆券,那些铜板已行时了,二十五枚算一角现洋。再用的是地方银行印的代替现洋的角票。湘潭住有许多伤兵,常用少数的金圆券强迫钱摊和商店换现洋或购买物品,于是只要看见他们来,街上的人惶恐万状,鸡飞狗跳墙,商店都关门大吉。这儿常常爱谣传土匪来了。有一次真把我们吓着了,这并不是胆小,现在完全陷于混乱中,匪盗丛生,使人不得不提心吊胆……”

殷海光巴不得她早点离开大陆,并为她准备了路费(一枚金戒指,十元美金),规划好了路线,还为她找了同伴(聂华苓)。他在4月19日的信中对各种事情的交代都很详细,比如说:“此次离家,不知何日可归(不要难过,稍稍冷静一点。这是个非常的时代啊!),有纪念性的东西需要带走,必需物品须带走。不必需的东西要丢下,以免累人。”

4月26日,夏君璐写信说金戒指和美金都收到了,重三钱五分一厘的金戒指卖出,得到银元17元5角5分,当时金价正在跌价,50元一两。她感念殷海光为她赴台安排得如此周密、精细,处处顾及。5月7日,她南下到达广州的第二天写信说:“现在时局变得太快,这边简直要坍台了,前线士兵根本不打,南昌失守,汉口已闻炮声,这样下去,广州不久也要紧急了。”

她在广州办手续,等船去台湾。到5月21日,她写信时即说:“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。今天我们已把我的身份证弄好了。现在什么都全了,只等船票买好。”

6月3日,她终于抵达台湾基隆港。很多年后,殷海光早已不在这个世界,她忆及这一幕,写下这样一句话:“我们爱情的小舟在时代的大海中颠簸翻腾,竟能平安的(地)进入基隆港,实在不可思议。”很多人被浪涛吞没,很多情侣被拆散,没有人能抵挡一个残酷的时代,洞察时局走向的殷海光深知这一点。

1949年9月,夏君璐顺利考入台湾大学,1953年毕业后,两人正式结婚。殷海光秉持知识分子的良知,以《自由》为阵地议论时政,批评台湾党化教育,进行自由、民主理念的传播和启蒙。在威权体制下,唤醒了无数沉闷的人心,却屡遭国民党当局打压,而夏君璐始终伴随并支持,直到1969年殷海光病故后,栾吉儿,她伤心地赴美将女儿养育成人。

夏君璐保存着220多封两人的往来书信,尤其时代剧变之际的那些通信,真正可抵万金,1948年间,邮资从最初数千元涨到了超过百万元。时代的颠簸翻腾,沉淀在他们的情书里,时间无法抹去他们的故事,生死也隔绝不了他们的爱情。从物理时间而言,人类短暂的生命确乎渺不足道,但从心灵时间而言,有爱的人生却是长久甚至永恒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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